受賄罪：被告人高某被控受賄犯罪，且屬于索賄。王增強主任針對本案依法提出“本案事實不清、證據不足；被告人具有諸多酌定、法定從輕、減輕處罰情節”的辯護意見

一、辯護律師

   王增強，天津得安律師事務所主任

   聯系電話：18622761981；微信號：18622761981

   王增強律師簡介：王增強主任系天津得安律師事務所主任、創始人；天津市南開區十四屆政協委員；天津市刑事辯護委員會委員；天津電視臺法眼大法庭點評嘉賓；天津商業大學研究生實踐導師；入刊《中華兒女》、《聚焦中國夢》、《今日中國》之訪談；入刊法律出版社《天平上博弈-42位知名律師實錄》；入刊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律師雜志社《中國律師年鑒》名律訪談；入選法律出版社《中國優秀律師辯護實錄》之當代刑辯大律師；青海省民和縣滿香助學金創立人；畢業于西北政法大學，曾考入檢察機關，后到高校任教，現為專職律師，先后代理天津港特大爆炸案、薊縣特大大火案、瘦肉精非法經營案、e租寶700億元非法集資案、民族資產解凍詐騙案、大量處級、廳局級官員貪污受賄案、數十起無罪案件以及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、湖南衛視、泥人張與喜洋洋糾紛等數百起重大、有影響力案件。

二、爭議焦點

1.本案證據是否確實充分？

辯護人認為，指控被告人高某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證據存在瑕疵，請合議庭予以關注。

2.本案事實是否清楚？

辯護人認為，就40萬現金，被告人高某之行為仍然成立收受型受賄罪，而非索賄型受賄罪。

其一，認定被告人“索取他人財物”沒有明確法律依據。

其二，應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，認定被告人之受賄方式為收受型受賄。

3.被告人具有哪些酌定、法定從輕、減輕處罰情節？

其一，被告人高某具有法定從輕、減輕處罰之情節：自首情節；

其二，被告人高某具有諸多酌定從輕處罰之情節：被告人之行為未給國家或他人造成任何程度的損失，可酌情對其從輕處罰；被告人已經退繳涉案贓款，對其可酌情從輕處罰；被告人高某自愿認罪、悔罪，依法應當從輕處罰；被告人高某如實揭發他人行賄犯罪事實，依法可酌情從輕處罰；被告人高某曾對國家做過有益貢獻，對其量刑時應予考慮；被告人高某系初犯、偶犯，且其犯罪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。

三、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

令某向高某賄賂奧迪汽車及40萬元現金，被告人高某利用其擔任領導的職務便利，指使工作人員更改系統的設置，為某單位謀取利益，其行為涉嫌構成受賄罪。

四、根據指控可能面臨的刑罰

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條規定，對犯受賄罪的，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，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。索賄的從重處罰。

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，對犯貪污罪的，根據情節輕重，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：（一）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，可以并處沒收財產；情節特別嚴重的，處死刑，并處沒收財產。（二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可以并處沒收財產；情節特別嚴重的，處無期徒刑，并處沒收財產。（三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節嚴重的，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，犯罪后有悔改表現、積極退贓的，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，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。（四）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，情節嚴重的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節較輕的，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。

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，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。

   如果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，被告人可能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。

五、本站點評

我所王增強主任接受被告人家屬的委托，從而成為被告人高某的辯護人。王增強主任憑借其在刑法方面的專業造詣和多年的刑事辯護經驗，為被告人出具了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護方案，并對辯護方案的可行性開展了多次論證。在辦案過程中，王主任與辦案單位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溝通與交流，并時刻與被告人及其家屬保持著動態聯系。

王增強主任針對本案依法提出“本案事實不清、證據不足；被告人具有諸多酌定、法定從輕、減輕處罰情節”的辯護意見。在整個法律服務過程中，王主任憑借其優質的法律服務展現了其超強的業務能力、極強的職業責任感與人性化的服務意識，獲得了委托人的高度贊譽。

六、主要辯護意見

根據法律規定，得安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高某親屬之委托，指派本人擔任其辯護人。通過查閱卷宗材料、會見被告人及參加庭審，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高某犯受賄罪不持異議，但認為其有諸多法定、酌定從輕、減輕處罰之情節?，F根據本案事實及相關法律規定，發表辯護意見如下：

第一，指控被告人高某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證據存在瑕疵，請合議庭予以關注。

依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，受賄犯罪往往與為他人謀取利益相生相伴，故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？謀取利益的大??？所謀利益合法與否？均影響到行為人受賄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。

根據公訴機關指控，本案被告人高某利用其擔任領導的職務便利，指使工作人員更改系統的設置，為某單位謀取利益。那么，被告人高某是否如起訴書所控，為行賄人令某及某單位謀取了前述利益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辯護人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高某為行賄人謀取利益。

不可否認，本案客觀存在被告人高某調整某單位供貨數量的行為，但被告人高某作為負責領導，在沒有明確的法律、法規、規章限制某單位供貨的情況下，顯然有依照需求調整數量的權利，其行為顯然是依照職權所為，不能認定其為某單位謀取特殊利益。

另，辯護人提供合議庭注意，犯罪嫌疑人令某明確證實在其未經營時就聽說某單位能夠調整數量，足見調整員數量的現象早已存在，且已成為行業共識，不能視被告人高某之行為屬于為某單位謀取利益。

第二，就40萬現金，被告人高某之行為仍然成立收受型受賄罪，而非索賄型受賄罪。

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高某向令某索要人民幣現金40萬元，其行為屬于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他人財物，對此認定辯護人持有異議。

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，受賄罪分收受型受賄罪和索賄型受賄罪，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財物的，成立索賄型受賄罪。那么本案被告人是否如公訴機關所控向令某索取財物，成立索賄型受賄罪呢？經分析本案證據材料及相關法律規定，辯護人認為就該40萬元款項，被告人高某之行為仍然成立收受型受賄罪，而非索賄型受賄罪。

（一）認定被告人“索取他人財物”沒有明確法律依據。

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，利用職務便利，索取他人財物的，成立索賄型受賄罪。那么何謂索取他人財物呢？單純向他人索要財物即為索取他人財物，還是采用勒索的方式索取才構成索取他人財物，沒有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予以界定。

根據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九條：“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，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，不是行賄”之立法精神，索賄型受賄罪之索取他人財物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便利，勒索他人財物。根據本案被告人高某及令某供述，本案被告人未采取任何勒索手段，故其行為不屬于索賄型受賄罪。

（二）應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，認定被告人之受賄方式為收受型受賄。

辯護人并不否認本案客觀存在被告人高某首先提出其需要40萬元款項的事實，但其提出該40萬元需求時，并未明確要求令某給付其40萬現金，僅僅做了其個人需要40萬元現金的表示（見被告人高某供述及行賄人令某供述），而令某為討好被告人高某，立即答應給付。

可見，被告人從令某處取得該40萬元款項時，由于雙方對于該筆款項的的性質為借款還是行賄款未形成合意，由于被告人高某在收受款項時尚有歸還打算，且其后亦多次表示予以歸還，故此時該款項的性質尚未確定，顯然不能認定被告人收受賄賂。那么從何時開始該40萬元的性質確定為行賄款呢？辯護人認為應當從被告人高某向令某提出歸還40萬元款項，后由于令某的拒絕，被告人不再堅持還款時，該40萬元款項的性質確定為行賄款。

可見，被告人實際取得該40萬元款項的所有權是基于令某拒絕讓其歸還，故其獲得該40萬元仍然屬于收受型賄賂，而非索取賄賂之索賄型賄賂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公訴機關有關被告人索取令某40萬元現金的指控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，應當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認定該40萬元款項屬于收受型受賄，而非索賄型受賄。

第三，被告人高某具有法定從輕、減輕處罰之情節：自首情節。

根據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條之規定，自首需要滿足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兩個要件，本案被告人高某之行為完全符合該要件，依法應認定其自首情節。

（一）自動投案。

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（法釋〔1998〕8號）（以下簡稱《解釋》）第一條，所謂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，或者雖被發覺，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、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，主動、直接向公安機關、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，本案被告人高某之行為完全符合該項規定。

1.被告人高某在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下，主動到偵查機關接受調查，其到案行為具有主動性。

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材料顯示，本案被告人高某于2008年4月25日前往偵查機關接受調查，次日被采取強制措施。需要提請合議庭注意的是，高某于4月25日前往偵查機關時，偵查機關并未對其采取任何強制措施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僅有拘傳、取保候審、監視居住、拘留和逮捕），連起碼的傳喚通知書都沒有。此時被告人高某顯然還有選擇余地，其可選擇歸案，也可拒不到案，但其主動配合偵查人員前往偵查機關接受調查，足見其到案行為具有主動性。

2.被告人在尚未受到訊問、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下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，其行為符合自動投案的規定。

卷宗材料顯示，被告人高某于2008年4月25日接受了偵查機關的首次詢問。此時，被告人高某并未受到訊問，更未被采取強制措施，偵查機關亦未掌握高某受賄犯罪的直接證據，僅將其作為調查對象，向其了解案情（所作筆錄為詢問筆錄），其身份為證人身份（偵查機關向其出示了《詢問通知書》、《證人須知》），但被告人高某主動配合偵查機關的調查，如實交代了犯罪事實。

（二）如實供述犯罪事實。

根據《解釋》第一條之規定，構成自首的第二個要件系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。本案被告人高某在接受首次詢問時，如實供述了其收受奧迪汽車的犯罪事實，其后又如實供述了其收受令某給予的40萬現金的犯罪事實。

另，需要提請合議庭注意的是，被告人高某雖未在到案當天如實供述收受40萬現金賄賂的犯罪事實，但如無被告人高某供述，有關高某收受40萬現金的證據僅有行賄人令某供述，依照孤證不能定案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，顯然無法認定其收受該40萬現金。故被告人高某之供述對認定其收受40萬元賄賂極具重要意義，應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，認定其如實供述所有犯罪事實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案被告人高某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，其行為符合《解釋》關于自首的規定，故應依法認定其具有自首情節，對其從輕、減輕處罰。

第四，被告人高某具有諸多酌定從輕處罰之情節。

（一）被告人之行為未給國家或他人造成任何程度的損失，可酌情對其從輕處罰。

如前所述，被告人高某并未因收受他人賄賂，為他人謀取利益，且假使為某單位謀取了利益，其行為亦未給國家造成任何形式的損失。相較一般受賄案件中，行為人為他人謀取非法利益，或因為他人謀取利益給國家造成損失而言，其受賄犯罪情節顯然并不嚴重，可酌情對其從輕處罰。

（二）被告人已經退繳涉案贓款，對其可酌情從輕處罰。

我國立法雖未明確被告人退贓與否在定罪量刑上有何明顯區別，但根據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六條、第三百八十三條之規定，貪污賄賂犯罪之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，犯罪后有悔改表現、積極退贓的，可以減輕或者免除刑事處罰。顯見立法將退贓與否作為極其重要的量刑情節予以考慮。案發后，被告人高某積極委托家屬向司法機關退繳了贓款、贓物（利用受賄款項購買的汽車），足見其認罪、悔罪之決心，故應依法對其從輕處罰。

（三）被告人高某自愿認罪、悔罪，依法應當從輕處罰。

到案后，本案被告人高某始終認罪、悔罪，故辯護人懇請合議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司法部《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“被告人認罪案件”的若干意見(試行)》（法發[２００３]６號）第九條“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人，酌情予以從輕處罰”之規定，對被告人高某酌情予以從輕處罰。

（四）被告人高某如實揭發他人行賄犯罪事實，依法可酌情從輕處罰。

被告人高某到案后，如實供述了犯罪嫌疑人令某向其賄賂奧迪汽車及40萬元現金的犯罪事實，對司法機關認定犯罪嫌疑人令某行賄犯罪極具重要意義，辯護人懇請合議庭對其量刑時予以考慮。

（五）被告人高某曾對國家做過有益貢獻，對其量刑時應予考慮。

根據被告人高某親屬提供的證據材料，被告人高某系研究生學歷，是公安隊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參加工作16年來，高某先后主持、參與設計了10項成果，并多次獲得天津市科技進步二等獎、天津市公安局科技進步一等獎等獎勵，為天津市及天津市公安局科技進步做出了突出貢獻。雖然其行為不能認定為立功，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五條“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，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”的立法精神，辯護人懇請合議庭充分考慮其曾為國家、社會做出過突出貢獻的情節，對其從輕處罰，以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。

（六）被告人高某系初犯、偶犯，且其犯罪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。

初犯與偶犯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較小，再犯的可能性較小，屬我國刑法之酌定從輕量刑的情節。本案被告人高某此前從未受過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，系典型的初犯與偶犯，故其可改造性較大，再犯可能性相對較小。

另，被告人高某雖收受賄賂，但其并未為令某及某單位謀取非法利益，行賄人令某完全是為了拉關系、討好而向被告人高某行賄，此種感情投資型的行賄、受賄犯罪，相比較具有明顯的權錢交易性質的賄賂犯罪，顯現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，且被告人收受令某給付40萬元款項的目的在于幫助領導買房，足見其收受賄賂之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，依法可酌情從輕處罰。

綜上所述，辯護人認為被告人高某的罪行固然為法律難容，理應懲罰，但畢竟懲罰并非目的，適用刑罰是為了改造犯罪，而改造的難易則是由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所決定的。本案被告人高某具有自首、認罪、悔罪、初犯、偶犯等諸多法定、酌定從輕、減輕處罰之情節，故辯護人懇請合議庭從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出發，對被告人高某減輕處罰，以達刑罰之感化、教育功效，同時亦體現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。